爱打桥牌的邓小平，打牌时的那些事儿

邓小平常打桥牌，众人皆知，他一生与众多人打过桥牌，然而相对固定且常一起打牌的搭档数量有限，早年一同打牌多的是万里、吴晗、张致祥，后来较为稳定的搭档为王汉斌、丁关根以及王大明（本文作者），知晓此事的人也有不少 。

近些年来能够看到一些涉及这范畴的文章，其中有些撰写得堪称良好，然而也存在部分十分不严谨的，甚至达到胡乱编造的程度，好比在描述打牌场景时竟说参与打牌的人刻意迁就小平同志，致使小平同志输牌后爬过桌子。王大明曾经与小平同志的警卫秘书张宝忠特意就这件事情展开磋商，二者都为此发出感慨，文章怎么能够如此撰写呢？诸位要知道，老人家打牌之时，何时有过钻桌子的情况呀！这实在是极其不恰当的。本文的创作者凭借自身的亲身经历，向我们叙述了这位令人敬重、和蔼可亲的牌友小平同志 。

“王汉斌干脆就叫大王，你就叫二王”

桥牌作为一项堪称高级的扑克类游戏，当下已然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的体育运动项目。然而，在解放前的那段时期，参与打桥牌的人数极为稀少，就我所知晓的情况而言，仅仅是局限于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之中，诸如大学教授、记者、医生以及工程师这类职业的人群。我是在解放前于北平求学之际学会桥牌的，当时主要是在从事地下工作之时将其用作掩护手段。新中国成立之后，我调到北京市委研究室开展工作，有几位同事，其中包含王汉斌，同样热衷于打桥牌。他们是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学会桥牌的。

小平同志于何时学会打桥牌，他从未讲过，我也不太确定，听闻是在1952年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时，于四川内江，由一位朋友教会他打桥牌的。在此之前，如渡江战役时，小平同志也常打牌，只是打的并非桥牌，而是“打百分”之类的。

1961年，小平同志前往北京顺义农村展开调查，在休息之际想要消遣一下，便让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找人来与其打桥牌，刘仁找来王汉斌，王汉斌邀约我一同前往。刚一见面，小平同志询问我俩的名字，随后表示王汉斌干脆称作大王，我就叫做二王，往后长期都这么称呼。紧接着，我们坐下开始打牌。那时我仅是北京市委的一名中层干部，认为如此位高权重的领导，年纪又较大，起初有点紧张，然而打了一阵子便不再紧张了。

据我所了解，在这之前，1959年时，小平同志摔了一跤，致使腿断了，因没有其他活动所以就打桥牌。小平同志打桥牌时固定的对家是当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主任张致祥，陪他次数比较多的是万里、吴晗。王汉斌和我去了以后，小平同志就老是找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他的对家仍是张致祥。我们跟张致祥也打桥牌打了一段时间。

后来，铁道部部长吕正操推荐了那时于铁道部工作的丁关根，表明其桥牌水平相对较高，小平同志将其召来一试，果真如此，故而后来小平同志较为固定的对家便是丁关根。若前来之人不全，我与王汉斌也曾与小平同志搭配成过对家。为使人数增多便于轮换，之后又陆续吸纳了北京市委的一些人员，陆禹、项子明、张明义都曾前往，不过他们去的次数比起我们要少得多。要么是我们有事，要么是人不够时他们才上场。小平同志的牌技相当高，因此我推测他不太乐意跟牌技糟糕的人打牌。此外，由于固定的搭档彼此很熟悉了，故而小平同志也乐意我们常常前往 。

“周总理就站在我后头，还给我支招，他说的都是内行话”

当时打牌通常是在北京那个被称作养蜂夹道俱乐部的地方。这个俱乐部是小平同志、彭真等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依据大家的意见而提议创建的，它为党内副部长以上、军队少将以上的领导干部供给一个用于休息、健身的活动场地，人们按习惯把它叫作“养蜂夹道”。

当时，在养蜂夹道那儿，看打桥牌的领导干部数量不少，我们戏称其为“歪脖子”。有一些人，对打桥牌很上瘾。本来，我对他们并不怎么认识，后来熟悉了。我记得，吕正操、一机部部长赵尔陆等看牌的时间格外长，一直陪着我们。还有一回，我们正在打牌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来了，来找小平同志商议事情。周总理站在我的后面，还给我提供打牌的主意，他讲的都是在行的话，这表明他也是会打桥牌的。

打牌时间大致是在星期三的晚上，以及星期六的晚上，还有星期天的下午，以及星期天的晚上。星期三晚上以及星期六晚上通常是从7点开始打起，一直打到夜里3点。星期天一般是从下午3点开始打，持续打到夜里3点。在那个时段，小平同志身体状况特别棒，精力始终十分充沛，打牌的时候打得相当用心。

往往于彼处享用一餐晚宴吃过饭便再度入座持续打牌彼时打牌之举是保密的彼时事我不可与旁人相言道了清晨尚需按时去上班所幸那时年轻体壮尚可承受得住然而亦是颇为辛劳的。

有一回，1964年的时候，小平同志前往东北进行视察，吴晗、张明义以及我全程陪同，在白天期间，小平同志开展参观活动，我们跟随其一同参观，到了晚上，我们又陪着他打牌，杨尚昆针对小平同志开玩笑讲，其他人打牌普遍是三缺一的状况，而你这儿却是一缺三，是我把你这三个陪同的人都给带来了 。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由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那之后，有一回小平同志找了吴晗、王汉斌以及我一同打牌，这表明小平同志那时不太清楚“文化大革命”的内幕。我当时觉得“文化大革命”和我们这些人没有关系，要是真的要批判吴晗，小平同志怎么还会找他来打牌呢？我完全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吴晗会被整治得那般凄惨。

小平同志打牌时，儿孙有时也来“凑热闹”，气氛非常热烈

在1973年，小平同志第二次实现了复出状态可是我们这边没敢去跟他建立联系 “文化大革命”开启之后便是要求我们去交代所谓的阴谋 声称我们并非单纯地在进行打扑克的日常活动 而是在搞“裴多菲俱乐部”的相关行径 我们和小平同志之间存在的打牌行为变成了一项极为严重的罪状 在当时 曾于养蜂夹道俱乐部处于旁观我们打牌的姿态的那些领导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基本已经都被打倒了 涉及到的相关专案组都找我进行过谈话 询问我在养蜂夹道究竟商量过怎么样的“阴谋” 我表明仅仅就是打牌 没有说过其他任何事情 专案组理所当然是不会相信的 非要我进行交代 责怪我不老实 。

再后来，我们开起了玩笑，说呢什么，俱乐部的主任是万里这个人，而邓小平呢是名誉主任。当时邓小平他，也没来找我们，估摸那个时候呢他也没去找过别的人打牌，为啥这么说，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他的那些罪状当中，也有着借打牌搞“裴多菲俱乐部”这样的一条。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小平同志第三次实现复出之况。有一回，我同王汉斌进行商议，内心觉得，小平同志此次出山，我们理应去探望他，随后，我们再跟丁关根一起共同展开商量，接着便给张宝忠拨打了电话，表明想去瞅瞅老爷子。

非常迅速地，张宝忠便告知我们前往小平同志居住的家里。抵达小平同志家后，小平同志与我们互握了手，称呼我们为大王、二王，神情显得颇为愉悦，讲了几句话语之后就开启了打牌的活动。自此次之后便又持续了下去，每一个星期都会前往小平同志家进行打牌 。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虽然小平同志的年纪已经很大了，然而其精力依旧十分充沛，头脑特别清醒，打起牌来的时候还是保有很高的兴致。

打牌时段通常在星期三、星期六以及星期日，起始时间大致相近，星期三、星期六是晚上7点，星期日是下午3点，结束时间比“文化大革命”之前要早一些，一般到凌晨1点，即便稍微早一点结束，也必定过了12点 。

继续往后推移直至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小平同志的身体状况变得稍差了一些，通常情况下打到11点便宣告结束了。

提到小平同志，于牌桌之际言语不多，神情亦寥落。然而，一旦牌局顺遂而得意之时，抑或大伙相聚并谈及饶有趣味之话题之际，往往展颜而笑，神情极为丰富 。

后续小平同志耳部状况欠佳，邓楠偶尔于其耳畔助力呼喊，邓朴方偶尔也会瞧一瞧。邓楠身处此处，邓朴方位于彼处，颇具趣味，打牌之际要是出现失误，抑或探讨牌局之时，彼此相互争斗一番，争吵一阵。邓朴方常在近旁“推波助澜”。小平同志的孙子与孙女还时常过来亲吻他一下。氛围极为热烈。

倒数第一回打牌，他针对每一副牌的打法，依旧是显得极为认真，呈现出颇具兴趣的模样 。

从1984年起始，中国桥牌协会曾专门为小平同志而设立了一场称作“健康与运筹杯”的老同志桥牌赛，小平同志颇为乐意参与其中 。

比赛属于“复式赛”，每队上场有四个人，并且规定这四个人年龄相加要够二百岁，同时这四个人当中必定得有领导干部。由于国际上桥牌比赛一队是六个人，其中有两个人是后备的，故而有时邓楠、邓朴方也会参加。我们取得了第一届冠军。

其时存在另外一个队伍，其四名主力分别为胡耀邦、万里、聂卫平以及荣高棠之子荣乐弟，他们具备一定水平，在第一届时似乎斩获亚军。之后那比赛组委会便将我们这两个队伍认定为种子队，免去了参与选拔赛的程序。选拔赛的前两名再与我们这两个队伍一同，四个队伍去争夺冠军和亚军这项战果 。

那次，小平同志对着比赛，态度是相当认真的，名为“健康与运筹杯”的赛事，整体一共成功举办了十回，在这么多届里，我们获取了九次第一，还有一回呢，是胡耀邦他们取得了首场胜利，也就是第一名，而那次我们仅仅收获了第二名，为这，小平同志心里是颇为不服气的，只能说呀，就是那一回，确实是我们自身发挥欠佳。

冠军奖杯具备流动性，不管是哪个队伍赢得了冠军，奖杯就会放置在该队伍那里。我们成功获取冠军后，便将奖杯放置在了小平同志的屋内，他当时是满心欢喜的。在小平同志离世之后，此项比赛即刻停止举办了。

1989年小平同志退休以后，其生活极为规律，关于晚上时间的安排，通常是星期一看电影，星期三、星期六以及星期日打桥牌，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打麻将，打麻将时他找的是家里人与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桥牌则约我们这些牌友，据小平同志家里人讲，他相对更喜欢的还是打桥牌。

我们最后一次打牌，大概在1994年国庆节，那天散得比平常早一些，因为他要去看烟花，自那以后，就没再通知我们去打牌了。

那次打牌时，他头脑依旧十分明晰，虽说他手部存在些许颤抖，拿牌的动作进行得相对迟缓。邓楠在其身后协助他整理牌，究竟打何种牌主要是以他的决定为准， 他说出要一个草花，若牌局形势有利邓楠便会为他重复这一指令。他针对每一副牌的处理都秉持认真的态度，呈现出颇具兴致的模样。

听他的家人说，到后来身体很不行的时候，他还老想着打桥牌。

打牌就是打牌，不谈工作，也不谈国事、家事

领导同志我接触过不少，这里面，小平同志，桥牌水平那是最高的，并且牌风好，极其守时。

当下，世界上桥牌的叫法数目众多，较为流行的存在两种，其一被称作精确叫牌法，其二被称作自然叫牌法，详尽的操作要怎么实施，全都存有一定的规则，当我们与小平同志着手打牌之际，叫法并非彼时那般系统、规范，我们的那一套打法是自个儿所设计的，大体上精确，然而相对简单，其中诸多复杂的问叫情形，有时候是依据经验予以判断的。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打得极为细致，叫牌精准异常，只是有时我们察觉到，太过精准反而存有弊端，原因在于，无论怎样精确计算都全然无法做到百分百准确，某些时候，不如我们凭借经验来打牌，总体而言，我们借助经验去打娱乐桥牌 。

邓小平同志打牌时，防守严密，进攻凌厉，出牌稳健，不论处于领先态势还是落后状况，为人均极有风范。打牌的过程当中，他始终留意在不易成就局势的牌上节省时机，继而在有望成局、冲击满贯或者难度较高的牌上投入较多的时间以及精力 。

他还喜好于险中去求取胜利，对手有的时候会出现冒叫的情况，他把这个特点给抓住了，动不动就进行加番，一般而言是叫加倍，然而小平同志向来都是用四川话叫加番，大家于是也就跟着这样去叫。从开始到结束，他的精力一直都十分充沛，打得极为用心，非常讲究技巧。再加之他跟我们在一起打牌的时间相对比较长，所以打得熟练了。说实话，在我所接触到的领导同志当中，他打牌的水平是最为高超的，万里、吴晗等都比不上他。

关于小平同志，他将打牌与工作区分得极为明晰，打牌之时，纯粹是打牌，不会去谈论工作，更不会涉足国事、家事的范畴。我们相聚在一起探讨牌技，诸如这牌该如何叫牌，怎样打牌才更为恰当，在牌技相关方面是能够随心畅谈的。有时小平同志会顺势开些玩笑，以此来活跃现场的氛围。而除此之外的其他内容，一概不会谈及。在这一特定方面，我们每个人都严格遵守纪律，对于个人问题绝对不会向小平同志提及，也不会借此机会去反映任何事情。

仅仅有一回大约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时候，我实在是难以抑制住了，在饭桌上讲北京市委冤案理应去给予平反，小平同志没有发出声音，那个时期“两个凡是”盛行，我们当时还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

我们能够和小平同志做几十年牌友，还能得到他的信任，其中重要原因是我们谨慎，并且守纪律。

“不管输赢，他绝不会发脾气，不埋怨人”

小平同志有着相当不错的牌风 。打桥牌属于一种竞技活动 ，而任何处在牌桌之前的人 ，莫不是期望能够取胜 。小平同志同样并不例外 ，对于胜负是颇为在意的 。然而任何人在打牌期间 ，很难做到不出现差错 。哪怕是国际大师 ，其一生玩桥牌时失误也不会太少 。美国大名鼎鼎的牌手哈曼 ，在自传《在桌上》这本书里就曾写道 ，虽说自己斩获过11次世界冠军 ，但在赛事里头依旧多次失手 。打桥牌向来都是失误较少的一方赢了失误较多的一方 。桥牌的魅力恰恰就在这个地方 。当我们与小平同志一同进行打桥牌之时，特别是处于胶着状态之际，小平同志常常会讲再打几盘，从而分出胜负来。在这个时候，难免会同出现失误，而这对胜负所造成的影响是极大的。然而，只要打完了牌，不管最终是输还是赢，他都绝对不会发脾气，也不会去埋怨他人，这一点是非常不错的，是会让你绝对能够放心的。

小平同志极为守时，哪怕是打牌这种看上去不算大事的事，亦是这般。有一回通知我们三点半去打牌，我们刚抵达就接到了小平同志的电话，讲他今日有状况或许会晚到一阵子。实际上那次他仅仅晚到了十五分钟。我们都颇为感动。当然我们也都不敢迟到，抵达那儿十分准时。

有的人说，和小平同志打牌就得让着他，这根本没这事，那样打牌就太没意思了，桥牌可是很讲规矩的，在正式比赛里，还有专职裁判呢。过去，北京市医药公司有一对搭档，打牌极其精，后来大家发现他们叫牌太过准确稀罕，就留意观察，结果发现其中有猫腻，于是罚他们三年不准参与比赛。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桥牌运动得以恢复及推广普及，这其中小平同志的贡献极为重大。“文化大革命”期间，桥牌因被视作资产阶级娱乐方式而遭禁止。1978年7月时，北京的几位桥牌元老周家骝、裘宗沪以及郑雪莱曾联名给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其目的在于期望桥牌运动能在中国开展起来。小平同志迅速作出批示：“请体委考虑。”此后，桥牌运动才在中国再度开展。在小平同志的关怀之下，1979年，国家体委主办了首次全国性的桥牌比赛。1980年，中国桥牌协会成立，随后加入了世界桥牌联合会。1987年，在小平同志给予的大力支持下，桥牌被列为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的比赛项目 。1988年，小平同志接受中国桥牌协会的聘请，担任荣誉主席，万里担任名誉主席，荣高棠任主席。在各类体育协会当中，桥牌协会的规格或许是最高的了 。

小平同志从前讲过，桥牌跟音乐一块儿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完全应该变成中国跟世界各个国家人民彼此之间相互往来交流、相互理解以及相互建立友谊的桥梁。他跟世界桥牌皇后、美籍华人杨小燕打桥牌的那些事儿，流传得特别广泛，已然成了一段为人传颂的美好事迹。国际桥牌领域也给了小平同志特别高的荣耀美誉呐。在1981年的时候，国际桥牌新闻协会为了表彰他给中国桥牌活动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把最高荣誉“戈伦奖”颁发给了他 。1989年，世界桥牌联合会授予他“世界桥联荣誉金奖”，且作出决定，不存在两人同时拥有此项金奖的情况。1993年，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鲍比·沃尔夫前来中国访问，给小平同志颁发了“主席最高荣誉奖”。

“小平同志平等待人，这是我感受最深的”

和小平同志打牌，感触是非常多的，我讲几点比较突出的吧。

小平同志极为擅长开展工作，同样极为擅长进行休息，他长时间担当党和国家关键领导人，工作任务的繁重程度是能够想象到得到的，尽管如此，却还能够腾出那么多时间与我们打牌，并且精神状态很好，这是非常不容易达成的，那是如何做到的呢？常常听闻他身边工作人员讲述，小平同志的工作效率特别高，要是听取汇报时你啰啰嗦嗦他就不再听了，而且只要是由他负责的事情，就勇于做出决策，毛主席在世之际，他担任总书记时也是这般情形，而且正如周总理等人所讲的那样，小平同志处理事情轻松自如。听说，60年代前往苏联谈判时，好多同志都极少睡觉，开夜车去整理资料，极为辛苦。小平同志不一样，他一回谈判回来，还没吃饭呢，就把秘书班子叫过来，口述给中央的电报，讲今天的会议探讨了啥，争论了些啥问题，对明日的谈判有啥预估。他一口气讲完，便是一份完整的电文。吃完饭，他就去休息了，招呼人打牌去。毛主席称他人才难得，这确实并非虚话。

小平同志将打桥牌视作对大脑的调节，这属于一种休息的方式。他时常讲：“我具备游泳能力，意味着我身体状况尚可；我能够打桥牌，表明我脑子还算灵活。”卓琳同志为此特意找我们进行了一次谈话，称老爷子平日里老是思考诸多事情德信竞技，以至于脑子都得不到休息，唯有在打桥牌的时候，他的脑子才会专注于桥牌，他这是在休息，故而她对我们抽空陪他打牌表示感激。当然我们心里也很清楚，所以只要不存在极其特殊的状况我们都会去赴约。

小平同志极重天伦之乐，家庭氛围呈现出温馨且和谐的态势。通常在星期天于他家共进晚餐，与他一家人一同围坐，彼时气氛颇为良好。饭桌上他的孩子们可谓无话不谈，而他没有作出任何一句评论，仅仅是倾听。这可是他知晓社会民情的极为关键的渠道。他尽情沉浸于天伦之乐之中，当孙子、孙女们在他身上来回攀爬之时，他会展现出一种仿若孩子般纯真的笑容。他与子女相互间的关系极具民主性，对子女着实饱含着一种爱意，他的家庭决然不是那种旧的封建帝王式的家庭，兄弟姐妹彼此间关系同样是非常融洽的。对于身为大国的中国的领导人而言，这极为重要。我们同他的子女相处得相当不错，在小平同志离世以后，每年春节我们都要前去探望卓琳同志，而他们也都会出来予以接待，不存在疏远之感。

我感受最深的是，小平同志平等待人，打牌时极为平等，大家共处，不存在官大官小之别，也不存在我务必听你的情况，打牌就是单纯打牌，既可为对手，也能成队友，倘若与他打对家，我出了错牌，他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指责”，他出了错，我也敢直言他：你的牌出得有误，怎样打会更佳，我所言未必正确，可他不在意，觉得你说得对便会点头，觉得你说得不对则会反过来驳你，故而与他打牌，我们毫无压力，实乃一种愉悦的享受 。在其他方面同样是这般，小平同志针对子女待人接物的要求亦是极为严格的。我这一生所接触的领导同志并不少，像他如此平等待人的是着实少见的，这便是他极为伟大的所在之处，也是令你感觉他极具威信的所在地方。拥有这种平等的感觉着实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跟小平同志的差距是极大的，他当时身为总书记，而我仅仅只是一名处长。毛主席曾经讲过，领导与下属往往是一种猫鼠关系。小平同志跟我们之间极为平等，明显并非如此。

对中国人民而言，小平同志是位伟人。于我心里，他既是伟人，还是慈祥和智慧的长者。跟他相处，不存在疏离感，也不会使人害怕，可敬且可亲。我至今都在想念他 ，（王大明 口述 汪文庆 刘一丁 整理 摘自《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