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德州扑克的“罪与罚”：代理游戏币套现谁该负责？

源于国外的德州扑克，是一种棋牌类游戏，在2010年前后进入中国，它的玩法和国内的“扎金花”相近，能够考验玩家博弈、计算、心态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玩家不但要充分用好自己手中的牌，而且要用心去揣摩各个对手的牌。

这种玩法，对于虚实的运用，有着极高要求，契合了商战里的诸多场景，在商界，成为高端游戏。

在中国国内发展出在线游戏的德州扑克，是一款风靡于国内外资本圈的扑克游戏，数十家网游企业，是都推出了德州扑克在线游戏产品，甚至这些企业中还有一些是知名企业，而腾讯，它不但也推出了自家的天天德州扑克，并且这款产品，并很快就成为了一款现象级产品。

深圳东方博雅科技有限公司此名称下而被简称为“博雅公司”的，是在2004年成立的 ，于2011年的时候对外推出了博雅德州扑克游戏，然而始自2017年起，德州扑克就开始遭遇一回幅度较大的动荡情况，在2018年5月之际，河北承德警方宣称，鉴于涉嫌开设赌场罪，博雅公司的负责人、员工、渠道商以及“币商”等总计27人被警方实施控制，几乎是在同一时候，另外一家知名的网游企业也就是联众公司的棋牌事业部，也由于相同的问题而被警方展开调查，就在当年9月，腾讯宣告将天天德州扑克予以下架 。其他德州扑克运营企业随即纷纷“离场”。

涉及案件的博雅公司，其原董事长张伟等人，在2019年时，被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就是下称的“承德中院”，一审认定构成开设赌场罪，之后张伟在一审结束后进行了上诉，河北高院二审裁定，撤销了一审判决，把案件发回重审，12月1日，承德中院重审一审开庭进行了审理，此案件直接指向了棋牌类网游的合规问题以及争议。

德州扑克网游运营商一审被判开设赌场罪

2019年12月27日，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定涵盖博雅公司董事长张伟在内的27人构成开设赌场罪，张伟在一审时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

检方提起诉讼表明，博雅公司于2008年起开始转向经营社交游戏业务，自2011年以来，在博雅公司所运营的博雅德州扑克游戏里，存在币商借助游戏中的“二人牌局”实施销售以及回收游戏币的行为，进而凭借此情形形成游戏币与人民币的兑换渠道。

身为博雅公司法人代表还有实际控制人的张伟，在清楚知晓上述状况的情形以后，确立了游戏平台跟币商之间分工清晰、彼此配合、利益融为一体的基本运营样式，而且展开指挥、加以控制。除此之外呀，还有多名人员，在明白博雅德州扑克游戏平台存在币商、参赌人员借助币商达成游戏币跟人民币的兑换，实际上属于赌博网站性质的情况下，依旧受雇于博雅公司，通过把控游戏币的交易价格等多种行径手段，与币商一同组织赌博活动。

2011年1月起始，到2018年4月期间，博雅公司德州扑克游戏在境内的95个游戏联运平台，以及支付平台，实际收入达9亿多元，多名和博雅公司存在业务来往的币商人员，干着游戏币买卖，以及和人民币兑换的非法业务。

法庭之上，张伟发言称，自己仅仅负责公司的宏观层面战略之事，至于经营管理范畴内的那些细节情况，自己并不知晓。

张伟讲了，公司的德州扑克事务部自2010年起就开始单独运营，他也是在那时才听闻有代理商去分销游戏币。案件发生以后他从律师那里得知有人帮币商做回收游戏币的事儿，还猜疑是之前运营德州扑克游戏的负责人干的。 2015年的时势，公司察觉到在游戏中呈现大量来历不明的游戏币德信竞技，那时公司已然向深圳警方报了案给 情况的发生。 2017年，当时的德州扑克游戏负责人被劝退了 。

张伟讲，在二零一三年之际，公司同代理商先前已然签署了有关销售游戏币的协议，该协议当中准许代理商去销售游戏币，同时禁止代理商去从事回收游戏币这种违法之类的行为。张伟表示，他从前给员工说起过“宁愿舍弃掉这个业务，也绝不可以放任在游戏里开展买卖、回购游戏币以及赌博行为去存在。”。

博雅公司在与代理商的销售协议里，多次提及以上规定，在推广协议中同样多次提到这些规定，比如，乙方把从甲方购买的博雅卡自行卖给第三方后，乙方承诺不再向第三方回购所售的博雅卡，乙方保证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向任何第三方回购甲方或甲方所代理的各类游戏里各自流通的游戏币或者任何其他虚拟产品。”。除了这个之外，还有，要严格禁止渠道进行推广，推广商不能以任何一种形式去提供虚拟货币，或者是游戏币的回兑、回购这些相当于变相兑换为现金或者实物之类的变现服务，或者相应功能，与此同时，也绝对不可以提供任何能够促成玩家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开展任何无偿或者有偿的游戏币赠予，又或者是转让行为的条件，以及活动。

其辩护人讲，博雅公司有出版、发行网络游戏的合法资格，仅是游戏内容的提供商与服务商，并非赌博网站。公诉机关认定张伟涉嫌犯罪的主要事实是，张伟要么不是决定者，要么不知情，抑或事情本身就不属于犯罪。博雅公司对回收游戏币持打击的态度并且采取了打击的举措。客观来讲张伟没有实施任何组织、指挥、控制币商回收游戏币的行为，顶多也就是打击不力，这是一种不作为，不符合开设赌场罪的行为特征。从主观层面来讲，张伟所追求的是借助销售游戏币来获取利益，并非依靠回收游戏币实现获利，因而其不具备构成开设赌场罪的主观故意。

然而，存在博雅公司的工作人员，以及管理层人员做证声称，张伟必然知晓代理商回购游戏币这一事宜，寻找代理商乃是张伟所做出的决定，此种运营模式同样是由张伟确立的。

原审一审判决认定，博雅公司自2011年以来致力于推广博雅德州扑克游戏，为此与深圳奇欢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推广协议，还给该公司约定了每月人民币1100万的销售充值任务。同时，博雅公司与武汉弘恒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也签订了合作推广协议，同样给该公司约定了每月人民币400万的销售充值任务。为完成充值任务并赚取利润，深圳奇欢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作为代理商发展了人数不等的下一层级币商。武汉弘恒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代理商也发展了人数不等的下一层级币商 。

于该案件里，代理商以及币商为了谋取非法所得利益，先是借助线上游戏之中所设定的“游戏房间”，来开展游戏币的高价售出或者低价购入行为，而后又借助支付宝、微信之类给付途径去收取现金。代理商、币商和众多玩家经由这样的形式来销售以及回收游戏币，从中获取差价，进而形成游戏币与人民币的兑换渠道，以此吸引了大量参与赌博人员靠着游戏来实施赌博行径。而游戏平台则凭借游戏规则所设定的抽取一定数量游戏币当作“台费”，以此来消耗游戏币，从而达成公司获取利润的目的。

认定，这种游戏 币与人民币兑换服务的模式，是由博雅公司的相关高管以及德州扑克游戏运营人员共同认为是张伟决定的，尽管张伟对此予以否认，然而这与查明的事实并不相符。鉴于在运营进程中达成了人民币与游戏币的兑换，其本质具备赌博网站的性质，这足以证实公诉机关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存在的，罪名是成立的。

关于被告人以及辩护人的相关意见，法院给出这样的认定，博雅公司具备合法资质，然而在运营进程里达成了游戏币跟人民币的兑换，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伟主观方面清楚知晓与公司合作的渠道商以及其下面的币商存在游戏币买卖状况，本应履行管理责任，却拒不履行，不仅如此，在客观层面依旧为游戏币与人民币的兑换给予服务以及帮助，其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是张伟确立了人民币与游戏币兑换的那种经营模式，在运营期间进行指挥以及决策，进而让公司获取到非法利益，其主观上有着开设赌场的故意，并且在客观方面实施了相关行为。所以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存在事实依据，法院没有采纳。所以最终针对张伟等被告人作出了前述判决 。

二审退回重审 律师再提四点辩护理由

原审一审判决后，张伟不服判决，向河北高院提出上诉。

2021年8月31日，河北高院作出二审裁定，裁定指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存在部分尚不清楚的情况，因如此，裁定将一审判决予以撤销，进而发回重审 。

司法相关材料表明，原审二审处于审理进程当中之际，检方曾经提出了抗诉，觉得一审所做出的判决针对案件当中的第二被告索红彬而言，对其量刑显得过重。另外，于对“涉赌”行为收益所获取的认定方面，在一审判决里情形，则是把全部总计95家平台运营德州扑克那一部分收入，都当作犯罪所得到的收益，进而予以追缴，这样的一种认定是有不妥之处的。检方持有这样类似的观点，此案件是属于一个具有特殊类型的案件，博雅德州扑克取得的时候是有着合法的审批手续的，并没有直接去开设具备赌博性质的网站或者应用程序，是“野币商”在游戏过程里开展游戏币回购以及套现这样的活动 。张伟以及其他人，身为游戏运营方，却没能起有效的监管作用，去制止这般行为 。

12月1日，在承德中院，该案重审一审开庭审理，这场庭审持续了整整两天。检方秉持原来的公诉意见，认定张伟构成开设赌场罪。这是因为张伟对币商在游戏内开展游戏币回购以及套现行为持放任态度，与币商构建起分工清晰、相互协作、利益相连的基本运营模式，还实施了指挥、控制行为。

在进行重审这个阶段的时候，张伟的那位辩护人又一次针对他开展了无罪辩护这项行为。这个辩护人提出了底下所要说的这几点辩护理由，。

其一，德州扑克游戏的运营模式具备合法性，博雅公司或者张伟并没有借助游戏平台为游戏币与人民币的兑换行为给予便利条件，不应当去承担兑换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博雅公司在2013年的时候向文化部提交的国产网络游戏备案申请材料之中明确记载，德州扑克游戏“于一张台面上，人数少的时候则为2人，人数多的时候能够容纳22人，而通常情况下是2至10人参与。”。鉴于此，二人牌局并非德州扑克游戏预先确定的游戏模式，而是德州扑克游戏在运营进程里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某一种游戏状态，而这种状态是在游戏运营期间偶然形成的，对于二人牌局状态是否会出现、何时会出现，博雅公司以及张伟本人没办法控制，更不可能借助无法预测、无法控制且随时能够出现的游戏状态来为游戏币与人民币的兑换提供便利 。

其一，博雅公司引入代理商代销游戏币的销售模式具备合法性，其二，公诉机关指控博雅公司引入渠道商后，确定的平台与代理商之间相互配合、利益一体的基本运营模式并不成立，其三，博雅公司在游戏运营进程里引入代理商代销游戏币的运营模式，是支付方式日益多元化，乃公司业务发展的需求，其四，代理商代销游戏币拥有合法性，其五，公诉机关未对销售行为与回购行为加以区分，把游戏运营中的销售行为以及回购行为均归入指控的基本运营模式内，指控严重有误。

首先，第三点，博雅公司或者张伟，并未针对游戏币与人民币的兑换行为，给予系统性以及制度性方面的便利条件。接着，在本案当中，并没有存在任何证据，能够用以证明张伟对于币商开展回购游戏‍。

其四，博雅公司针对兑换行为展开了打击，就算存在兑换行为且产生了法律后果，此后果也不该由张伟来承担。在本案当中，没有确切、充足的证据能够证实张伟和币商在游戏币兑换方面有过任何联络，张伟也不存在指挥、控制币商回购游戏币的举动，按照罪责自负原则，应该追究行为主体也就是币商的法律责任。本案同样没有确切、充足的证据证明张伟知晓币商实施游戏币与人民币兑换行为并为此给予系统性、制度性便利。

三大争议点 专业人士如此说

此案历经一审，之后二审，而后又被发回重审，显然在该案件当中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情况。检察方于原审二审之际针对案件所做出的归纳是准确无误的：实施游戏币套现行为的乃是代理商以及其发展的币商，并非博雅公司，然而博雅公司理应肩负起监管方面的责任。在这样的一起新型案件里面，棋牌类网游自身的一些新型业态纷纷展现了出来。该案件的争议关键之处存在于以下这三点：其一，博雅公司究竟是否仅仅只是中立的技术提供方？其二，平台监管责任究竟该如何去进行界定？其三，平台负责人是否明确知晓游戏币套现这个行为？

首先，对于第一个争议，有网游行业业内之人表达了自身看法：有些被称为棋牌类游戏的产品不具备独立的app，也未构造架设官方网络站点页面使其能够单独存在（注意这里重点强调那些和棋牌类游戏类似的产品），然后玩家想要进入这类游戏，必须借助腾讯、新浪等95家运输类平台才可以达成，这种运营方式表明了某种公司仅仅提供游戏技术方面的服务来支撑游戏运行，但有趣的是上市时公布的信息显示此类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却是游戏充值，而销售游戏币在大量种类的网络游戏中是常见的，是一些网络游戏的主要收入源头，像博雅德州扑克这款产品也不例外具有这种情况 。玩家于经由腾讯、新浪的平台完成充值后续，博雅公司会按照合约相关规定，就得同腾讯、新浪等这类联运平台，将充值金额依据约定好的比例来实施分成操作，分成完毕之后所留存给博雅公司的金额才属于其可获利盈利范畴，也即是讲，针对于博雅公司而言，只要玩家告终充值举动该公司盈利历程已然宣告结束。

网游行业里的业内人士讲，二人牌局是在游戏运营进程中偶然生成的，这种游戏状态具不出现、何时出现的情况，就算是运营方公司都没办法控制，更没法借助那种没法预测、没法控制且随便就能出现的游戏状态，来给游戏币与人民币兑换创造便利条件。

但是，倘若“二人牌局”遭到利用，那就能够达成游戏币套现的交易情况。身为技术提供方的博雅公司，在德州扑克在线游戏当中设置了相关提醒，其目的在于禁止游戏币套现行为。从功能设置这一方面来看 ，玩家的资金一旦投入到游戏之后，便会永远转变成为虚拟的游戏币 。

借由发展代理商这种方式，去拓展产品的销路，在网游这个行业范围以内同样如此。上述提及的这个网游业内边有关人士讲，游戏币“代理商”在该行业里边早就已经存在了。网络游戏刚开始兴起的最初阶段，网络支付所采用的方式还不是十分发达。绝大多数的游戏玩家并不能够如同当下这般直接于联运平台之上买入游戏币，主要是前往便利店、网吧等这类线下地点去买游戏点卡来实施充值。便利店、网吧所售卖的游戏点卡也都是历经代理商邮寄之后才得以出售的。伴随在线支付方式变得普遍，在线上直接进行购买就成了游戏币的主要销售途径。在此种商业模式情形下，原本由“代理商”所铺设的线下销售点一点点地被替代，“代理商”们也随之开始转向为线上销售游戏币 。

从运营进展以及技术层面来想，那位网游业内人士表明，博雅公司身为技术服务的供给者，这一点应该不存在争议，“二人牌局”此项功能是被人加以利用了，并非博雅公司独自为达成套现目的而特意设定的，业内别的德州扑克游戏里同样有这个功能，在德州扑克被下架以前，币商借助该功能来倒卖游戏币的现象就始终存在着，这是一个众人皆知的秘密，已然是那时行业内的普遍状况 ， 。

最终呈现的状况是，在线德州扑克游戏颇受玩家的追捧，然而却被部分不法人员加以利用。在如此这般的运营过程当中，博雅公司身为技术提供方，技术中立的相关因素理应被予以充分的考虑。

对于第二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品新等法学专家表明，博雅公司未曾建立独立的网站或者 app，负责运营德州扑克游戏以及充值发币，然而却应当参照网络平台监管的通用规则担负起平台责任。具体而言，就是要充分考量充值发行游戏币、发展代理商等商业模式，有可能引致的问题，构建起具有针对性的平台监管举措，防止这些问题出现并且爆发。但平台的责任，也理应和其监管的手段，以及能力、收益相匹配一致，依循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不宜被无限制地放大。在整个网络游戏行业之中，平台自身去承担起其监管责任，一直原本就是平台企业重点予以关注的合规方面的问题。然而平台究竟该承担起多大的责任，所建立起来的监管措施能不能在最大的限度上防止问题爆发，一直以来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性。

张伟一审辩护人觉得，从技术角度讲，博雅公司仅能察觉到游戏币从一个账户流转至另一个账户，却无法对该流转所对应的实际目的予以辨别。张伟二审辩护人也这么认为。所以，要是买卖双方事先约定好游戏币套现，专门开展“二人牌局”，此种情形很难被监测出来。既要杜绝可能出现的涉嫌游戏币套现情形，博雅公司于是采取一系列打击举措，针对异常游戏币流转的游戏ID，采取直接封禁、扣币，甚至报案等处理办法，然而，因其监测办法有限，亦以及监测能力有限，最后，致其所实施的打击举措也具备很大局限性 。

那么，身为博雅公司负责人的张伟，对于游戏币套现行为难道是明明知晓却不予理会不理不睬吗。在这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之上，从法院判决书所呈现的内容来观察窥探思考斟酌，张伟与其他员工之间的供述呈现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同之处。

除去被告人的供述之外，不存在别的证据能证实张伟清楚币商回收游戏币，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大多是猜测，并且这些同案被告人本身身为博雅公司的高管或者员工，他们都和本案存在极大的利害关系，有着推卸责任的动机以及可能。在本案里没有其他种类的证据和同案被告人的供述相互印证，尤其是缺少客观证据进行印证，没办法查明同案被告人供述的真假。而且，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大多是自身的猜测，并非亲身感知到的事实。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八条所规定的内容，证人仅仅能够客观地去陈述自身所感知到的事实，那些属于证人猜测性、评价性的证言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以被当作定案的依据的。此外，就算张伟明确知道渠道商、币商有着游戏币回购这样的行为，同样也不能够凭借这个就认定张伟清楚地知道本案存在着赌博行为并且还为其提供了便利。这是由于在这个案件当中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来证明张伟存在着基于明明知道币商回购游戏币却仍然继续为其提供相应兑换渠道或者便利的这样一种情形。